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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杂志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杨晓升访谈

 

 文学杂志首先是为读者办的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文学期刊篇⑤)
——《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杨晓升访谈
 
 
 
关注现实生活和尊重读者
 
 
 
  何 平:你是先做《北京文学》的作者,然后2000年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做执行主编的。世纪之交,正是文学期刊的生存很艰难的时刻。你为什么偏偏在那时候作出这种选择?
 
 
 
  杨晓升:作出此种选择,是多年的文学情结使然。再则是那时候全国的文学杂志大都处于低潮,低潮的原因之一是媒体的蓬勃发展和文化的多元,让读者在文化消费方面有了多种选择,文学杂志再不可能像伤痕文学初期那样一花独放、洛阳纸贵,由此带来的文学杂志读者分流、发行量日益萎缩的局面,是自然而然的事。面对文化环境已然发生的变化与转型,文学期刊自身普遍仍缺乏应有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存在闭门办刊、孤芳自赏的现象。而我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刊物,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应该将读者放在首位,作品的好坏和刊物的好坏,首先必须交由读者检验,作家的创作和刊物的出版,都应当力图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惟有如此,文学杂志才会有生命力。我选择到文学期刊工作,正是出于此种判断和考量。
 
 
 
  何 平:《北京文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但我觉得和今天《北京文学》关联性更大的重要起点是《北京文艺》更名《北京文学》的1980年前后。现在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这一时期《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经典作品很多,像《在静静的病房里》《话说陶然亭》《内奸》《爱,是不能忘记的》《风筝飘带》《丹凤眼》《受戒》等等。一下子集中出了这么多好作品,显然和大量的文学期刊没有复刊和创刊有关系,《北京文学》占了时代的先机,也顺势成就了刊物关注时代、介入现实的传统。主编的趣味肯定会影响到刊物的趣味,你的资深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的从业经历,正好和《北京文学》的精神传统暗合。
 
 
 
  杨晓升:新时期文学始于“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初,那时候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复刊或创刊,《北京文学》之所以能在那个时候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一是因为刊物对首任主编老舍、赵树理文学理念的传承——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读者的尊重,半个多世纪以来,刊物一直提倡发表雅俗共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那个时期编辑部先后聚集了李清泉、林斤澜、周雁如等一批优秀编辑前辈,而北京首都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使《北京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得天独厚,占了先机。直至我到《北京文学》任职之前的一段时间,《北京文学》其实也已经感知外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在文学关注现实、以期赢得读者关注方面,也已经进行着新探索,90年代末期影响巨大的“忧思语文教育”问题讨论,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人是责任
 
 
 
  何 平:《北京文学》在林斤澜1986年担任主编后曾经有一个先锋文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地推出了余华,当然从《北京文学》一贯注重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人的传统上,可以得到一种解释,主编、编辑的趣味和时代文学风尚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杨晓升:确实,刊物的风格说到底主要是主编的风格。林斤澜任主编的那个时期,新时期文学正经历嬗变,作家的创作方式正由过去的单一转向多元,先锋文学也正是那一时期的产物。总体上讲,《北京文学》自创刊以来,一直是以传统现实主义的风格为主的,林斤澜任主编时,文学的多元发展以及他个人的趣味,使得刊物出现对先锋文学的关注与探索,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发现新人、扶持新人一直是《北京文学》的责任与传统。再者,对新人的发现,才华和潜力是编辑部考量的主要因素,所以相对更加宽容,即便他提供的单篇作品与刊物的总体风格上不很吻合,只要是他作品显露出独特的亮光与特质,编辑部也都会区别对待、唯才是举的。
 
 
 
  作品自身的感染力最重要
 
 
 
  何 平:你是从2001年开始对《北京文学》进行改版的。在此之前,《北京文学》曾经有几次大的栏目调整。1996年,增设了“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1998年,又增设“思想者访谈”;1999年和2000年增设的栏目更多更杂。这些努力试图矫正和改变传统文学刊物的按文体几大块的僵化的栏目组元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话题性的当下性和公共性、对话性很强的“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栏目,凿通了文学界、知识界和大众读者之间的壁垒。你对《北京文学》这几年的栏目调整怎么看?你的改版从这些调整中得到启发了吗?
 
 
 
  杨晓升:对于读者来说,栏目只是分类的标签,关键是你是否能为读者提供有益且有感染力的文本,所以无论何种栏目和体裁,作品自身的感染力才是最重要的,在杂志的栏目确定之后,刊物必须全力组织作品,保证每期都有达到栏目要求的高质量作品,这样才能形成读者对每期杂志的阅读期待,假如作品不能持之以恒,时好时坏,再漂亮的栏目也只能是空壳,刊物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我到《北京文学》之后的改版与改革,正是基于刊物之前的探索与启发进行的,同时我认为栏目不应太多太杂,确定了就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也不能三天两头变,而应当集中力量抓好每期的作品与质量。
 
 
 
  何 平:我对照了2001年《北京文学》改版之后历年的栏目设置,到现在为止,基本变化不大,像“现实中国”“好看小说”“作者人气榜”和“真情写作”等,从栏目的命名就能强烈地感觉到“读者在场”的预期和预设。其实,当时除了《北京文学》也有一些文学期刊走亲民路线,但都没有能够做得长久。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独独《北京文学》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影响越做越大,以至于2003年又增加了“中篇小说月报”版?
 
 
 
  杨晓升:我热爱这个杂志,所以一直坚持做到现在。杂志最怕动荡,最怕三天两头换主编、变封面、换栏目。一家成熟的、有生命力的杂志,首先是因为找对了方向,确立了正确的编辑方针和办刊策略,然后专注、投入,一心一意、下大力气抓质量组织作品,并且要持之以恒,要随时倾听各界读者的意见,精益求精,不断改进,但绝不能受外界干扰,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编辑定力。上世纪90年代,之所以有一批文学杂志不断改版、三头两天变幻花样,最终大都无疾而终,正是因为缺乏这种编辑定力。2003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创刊,则是顺应了那个阶段《北京文学》的改革,顺应了杂志向读者、向市场靠拢的大方向。
 
 
 
  何 平:文学期刊对时代的顺应,并不仅仅是纸刊内容生产,要图变,自然要扩张到刊物的内容生产之外的整个文学生活,这些方面,《北京文学》这些年做了很多配套性的改革,请你介绍下具体做法。
 
 
 
  杨晓升:《北京文学》的改革和改版,首先是确立了刊物为读者办、为读者着想的大方向,围绕这个大方向,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管理考核制度,比如要求编辑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但绝不能以个人好恶选择稿件,选稿要服从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一位作者,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杜绝关系稿人情稿;比如编辑必须审读自然来稿,审稿和发稿的情况每月纳入编辑考核。同时刊物设立“新人自荐”栏目,每期专门发表编辑从来稿中发现的小说处女作;比如加强与读者互动,开设“作家热线”“纸上交流”“文化观察”等读者参与的栏目,征集读者的评刊、意见与建议,每年策划大众文化话题开展专题征文、吸引读者参与。在电子阅读方面,《北京文学》是全国文学期刊中最早与新浪文化合作推出专题专版的文学杂志,也是最早与龙源期刊网、知网、万方数据网等电子平台合作推广电子阅读的文学杂志。2017年始,我社又开办了北京文学微店,同时与全国最大的网上杂志订阅平台合作,开展网上订阅和销售刊物。
 
原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年08月29日 第07版)